黄维贞
作为摘帽右派家属的我，上世纪60年代时，虽是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但没有“靠山”，就只能被分配到农村卫生院工作，所以一双儿女也就跟着我住乡下，小学和初中他们便只能就读于农村小学了。回想当年（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流行“顶职”风，即父母有公职的，退休了可给一名子女顶职就业，但靠顶职就业的就敢肯定多是一般人员，低职位低工资，其一辈子就难有成就及好前程。忆当时，我儿子读完小学（当时是小学五年制，而上初中二年制），本应顺利升上初中，有谁料：当时的那所小学的领导竟告知我们说：你们有职给你儿子顶，今年初一学位紧缺，你儿子要么升读初二，要么留级，因读有读无对你儿子都无妨，反正他将来可顶职。
这真是“为人谋而不忠” 的写照，全然无视游戏规则。为什么我的儿子就一定得顶我们的职？你们学校学位紧就可乱来。我气愤之下，即到邻村小学找其教导主任肖碧如女士，要求让我儿子转学到其学校升读初一，肖主任是位负责任又富同情心、和霭可亲的人，她也深知我们的子女是受某些人歧视的。
儿子转学后，学习大有进步，又交上了好几位成绩优良的同学，一直读到初中毕业，这阶段我们很欢喜，庆幸儿子能按部就班完成初中课程。说实在，我们是盼望着儿子将来能上大学，并能出人头地。
儿子初升高便到成田中学的高中部就读（二年制），当时学生读完高一，要进入高二时则要分文科、理科。因儿子对文学很喜爱又肯钻研，历史、地理的学习成绩都很好，而理科则是儿子的弱项。故此，我们与儿子都认定他一定要报读文科，但却得知该校的决定是；本年度学校只有理科班，不办文科班。我心急如焚地去找该校领导，得到的答复是；他可请初中部历史教师抽时间给予个别辅导。这不行！我旋即到砺青中学找杨校长要求让儿子转学到该校读文科班。校长虽同意了，但却告知该校所办文科班是接受县内各地文科高考落榜的历届毕业生的复读班，而应届生加入该班，压力很大，要我们考虑，但儿子也知别无退路，便硬著头皮加入这历届复读班中。
儿子运气好。教他历史的科任是郑钟固老校长、教他地理的是班科出身的周素玉老师，二位师长的优质教学使得儿子如鱼得水，史地知识很快就能领会强记；二位师长也把他视为得意门生。儿子的学习成绩于是突飞猛进：第一次考试成绩排第九名，期终考则得第一名。在60多名复读生中他能得第一名的成绩，这给我们莫大欣慰，也增强儿子考上大学的信心。果然，高考放榜时，儿子成了该校史无前例的应届毕业生考上了大学（1983年）。
儿子有智慧，有能力，也能打拼，大学毕业后分配了工作，干过多项工作，都有出色，但儿子爱自由发展，于是自1998年就从汕头某区局的领导岗位上辞职下海。下海后自办幼儿教育，成绩斐然，曾两度参加全国幼儿教育经验交流会。近2-3年来应聘到华东某省会工作（在某幼儿教育杂志社当事业发展部主任及人才招聘网络总监等。）收入不错，既能培养在北京读大学的儿子，且能月常汇款孝敬双亲。
现在，每当我们谈起当时儿子在农村读书时，如果任人愚弄，学不成而去顶职，那么，今日儿子定就只能在农村小学当职员或在镇卫生院当一般人员，则连他自已还不一定成啃老族，哪有可能让我们的孙子去北京上大学？故此，我们确信：知识改变命运，良好环境能造就人材。现在，我们常为我们对儿子能从小注重其学习环境而庆幸。而他自己也一直发奋用功。
现在，我们更为儿子和孙儿的今天而十二分欢慰！
但愿子、孙齐努力，他们的前途定是光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