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彦建
2010年10月3日，笔者于《汕头日报》刊登《威武寨碑刻见证潮汕北宋史事》一文。11月7日，该报又刊署名张××文章《也说达濠威武寨石刻》，文中说：“达濠营盘山发现的一处古代军事遗址，即建于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的威武寨……另外，狄青的出兵路线是汴京……连广东都没有踏进一步。在这次平南中，杨文广平闽的传说加在侬智高身上，也是站不住脚的。”然而，笔者的文中，“杨文广”之名只字未见，说“杨文广平闽的传说加在侬智高身上”，这与事实不符！
作者在文中对石刻记载内容提出了诸多估测和质疑：
其一，“……侬智高的部队有没有在这57天中到达千里之外的潮阳呢？从战略的角度看，是不大可能的……？”
他用“不大可能的”，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模棱两可也！从战术上讲，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用兵在于出奇制胜，侬智高明知广州难以攻下，为退兵，而分兵攻打潮阳，屯兵筑巢，也是不能排除的。不然何来碑刻：“壬辰仲夏蛮人寇于广越月命海阳邑长富春公统兵捍此地非所也孟秋以尉陈公言承事月中贼平众凯而旋时皇祐四年……”。又一碑刻记载：“六月二十八日，州有公文使职员郭希甫押枪手200人，战船20只和一批军需品，粮食等援助威武寨。”
作者：“……从上可以看出，侬智高其进军路线是沿珠江水系的西江流向进犯广州的……由于广州城池坚固……被迫在围攻57天不克后撤围北上。（《广东通志》）”。前后记述的都是同一时期的战事，潮汕史学家黄挺教授等对威武寨石刻记载史实进行翻拓和考证，该石刻已成为重大史证。我们对于史迹要面对的不仅是现在，而是要直面客观的过去并面向未来。我们不仅要对古人、今人负责，更要向未来负责。用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历史，才能得到为历史所承认的一家之言。
其二，“……潮阳在宋朝时人稀少（至明洪武二十四年才72390人，包括未拆的普宁，惠来两县人口。明《潮阳县志》），不足补充兵力，物力，是赔本的买卖……”。其说法言之有理吗？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陈创义先生在其编写《史说潮阳》第三回，“陈元光潮阳平乱，韩刺史太湖祭神”：潮阳东晋置县，属东官郡……唐朝仪凤二年，厓山陈谦攻陷冈州，联结潮州的蛮僚苗自成，雷万兴攻陷潮阳。这时陈政病故，潮阳刺史常怀德便派遣政之子陈元光为将讨之……以后泉（州）潮（州）蛮僚多次啸乱都是朝廷派陈家前往平乱。蛮僚彪悍，以潮阳有山可守，有海可遁，陈元光打了一百多场仗才平息这次叛乱……。又《潮汕史》记：“沈师之乱……杨万里便率师入潮阳……”。《潮阳县志》大事记P16：“祥兴元年（1278）……十月，少保右丞相兼枢密使信国公文天祥带兵入潮阳伐陈懿。懿逃走，攻蚝坪，杀降元的潮州知府刘兴……”。从陈元光平乱和文天祥在潮阳整军图谋复国史例，可见潮阳从唐朝至南宋是战乱多事之地。战争成败能与做生意赚、亏相持并论吗？“……时人稀少……不足补充兵力，物力……”这种战略思维，太不可思议了！考证史实，求实是史学的根本，没有史实，将成空中楼阁。
其三，“……假如他确实另有图谋，想来打潮阳，也未尝不可。那么，他到达潮阳有两条路可走。第一，陆路，要么经过惠州府，要么经过循州府，可作者查看两府志，并无记载（《潮州府志》也无记载）可见不是”。“第二，水路，从侬军是顺江而下的情况来看，也是有可能的”。
笔者认为：“第一”之说，言之有据吗？从广州到潮阳陆路一定要经过惠州府、循州府吗？且因两府志和潮州府志无记载而肯定侬军就不能从陆路到达潮阳了吗？作者的主观意向分明存在偏差。
其四，达濠发现的这处宋碑是否记载这件史实呢？
据濠江区文化馆原馆长李照维介绍：2007年1月5日；2008年5月2日区文化局，区文化馆邀潮汕著名史学家黄挺教授等，共同考证威武寨三处石刻做了翻拓、诠释：“北宋仁宗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6月，广东广西一带的侬智高聚众造反，“势甚盛”，朝廷遂派狄青率大军平南，同时晓令沿海各处加强守卫，时达濠隶属海阳县，海阳县令富春公孙蕃亲统大军驻守营盘山，防止贼众通过河渡门沿濠江（旧称“河渡溪”）窜入潮汕腹地。这就是石刻中的“壬辰仲夏蛮人寇于广越月命海阳邑长富春公（即“威武寨”的落款孙蕃）统兵捍此。”的来由。到了秋九月，孙蕃返县治视事，替换县尉陈公言“承其事”，在此驻守。狄青的平叛战事很顺利，在这个月的中旬就取得胜利，“贼平众凯而旋”。以上史事，在《宋史卷12》、《仁宗纪四卷495》、《蛮夷传三——广源州》均有记载，该石刻成为重大的史证。”
其五，“……立碑者显然是接到广州城解围而以为侬军已经溃败的，如果侬军是战略转移，估计碑是不敢那么快立的。”
三处碑刻记载史料是那个时代的人对当时史实的记载，因年代久远，文字风化，在表述时和实际事件之间未能完整表达，使后人较难以解读之。而作者的结论是否对古、今人负责？写史贵实贵真，不能媚时趋俗，必须重史源，重考证。
其六，“……狄青的出兵路线是汴京、永州(零陵)、桂州(桂林)、柳州、宾州(宾阳)、邕州(南宁)，连广东都没踏进一步。在这次平南中，杨文广是他的部将，当然也没有进入广东。把杨文广平闽的传说加在侬智高身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又：“……从上可以看出，侬智高其进军路线是沿珠江水系的西江流向进犯广州的……在一路顺利的情况下，快速到达广州，在广州这一岭南重镇，……被迫在围攻57天不克后撤围北上。(《广东通志》)”。作者怎么前后互相矛盾，出尔反尔说：“……狄青的出兵路线是汴京……连广东都没有踏进一步……。”呢？
我们从学术角度探研潮汕古、今人文历史。《史说潮阳》第十九回，“明代名儒林大春，心系桑梓写春秋”：“……林大春修志看出其严谨治史学风，志中文字皆有所本。依据有三：一取之史籍，二凭文物旧迹，三为亲自经历闻见考证。如在文天祥传后记：‘乃取公所自为记年录，参诸史传摄其大者书之。’志中所证文天祥，从和平里退兵，经麒麟桥至海丰的行军路线等史料弥足珍贵。”……林大春记诸如神助大峰造桥用“相传”，对于那些未能辨识文物则寄留待后人考证，决不主观臆断。……后记：“今所记不过闻见所及与乎生端渐之所考证成书者所为而增广之”。该文与林大春：“今所记不过见闻，所及与乎生端渐之所考证成书者所为而增之”相形见拙唉！
又林大春修志，二凭文物旧迹。作者：“此碑记载了侬智高的东征失利，广东战事结束这一历史事实”。对于那些未能辨识文物则留待后人考证，决不主观估测，断章取义……”。司马迁的“考其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是大多数史学者认同的，历史事实作为客观发生的存在，必须遵循严谨考证途径，才能达到较为真实的存在。作者：“……连广东都没有踏进一步。在这次平南中，杨文广是他的部将，当然也没有进入广东。再者：“……立碑者显然是接到广州城解围而以为侬军已经溃败的，如果知道是战略转移，估计碑是不敢那么快立的”。这与其三，林大春：“亲自经历闻见考证”背道而驰。
笔者认为严肃的史论不以奇特为目的，而以实和理为准则，使历史保存相对纯真的面貌，不应刻意求异，重史源，慎考证，使其言之有据；言之可信！我们学习司马迁的史学观：“穷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2010年11月27日写于《蛰融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