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语
2012年元旦，朋友邀我到潮阳访灵山。想象中的灵山不外是钟鼓常鸣，经声此起彼伏，善信云集之地罢了。直到下了公车，我却发觉原来错了，映入眼帘的竟是一派郁郁葱葱的田园自然风光，这是生命的颜色啊，使我在不知不觉中对灵山平添了几分好感。走在通往灵山的路，遥望寺院三面环山，寺前一泓湖水，宛如深邃明镜，于是白云、蓝天、绿树、黄墙倒照辉映，波光粼粼耀眼，香烟袅袅缭绕，映衬于山水之间，景色分外秀丽。好一处清静幽雅的空门圣地！灵山寺在粤东地区的知名度仅次于潮州开元寺，而这份得天独厚、环山抱水的幽雅自然景色却是地处闹市，名列第一的开元寺所不及的。
当我们走近古寺山门，已是错过午餐时刻，幸好寺畔有家素菜馆，也是山上唯一的一家餐馆，不知如今的寺院是否还有“过午不食”的戒律，反正自家的肠胃已经迫不及待了。见惯了酒家排挡，素菜馆的清雅就像一朵莲花，耳边又传来阵阵悠扬的佛乐，置身其中片刻，一路而来的疲惫顿消。菜虽然都是素的，可众人试过之后，都道调味不比荤的差。猛抬头，墙上还有一幅书法，没留意题款，只记得其中有一句“食一顿素，等于放一次生”，阿弥陀佛，难得吃顿素的，既能填饱肚子，又有偌大的功德，如佛经上所言“众生诚乐为之”也！
一
灵山，旧名幽岭，自唐贞元七年（791），潮阳大颠和尚率门人于此地创建寺院。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当年说法传经的地方叫灵鹫岭，寺院建成后，大颠因取其意命名为“灵山寺”。至长庆二年（822），穆宗皇帝赐名为“灵山护国禅寺”，灵山也因此而得名。唐代的御匾已经不在了，如今山门的这块匾是在1953年由叶恭绰先生题写的。
据说，灵山原有八景。“开善藏 ”是祥符五年（1012）朝廷所赐新译藏经270多卷，可宋经早已亡佚，藏经阁空留佳名。“白石槽”传说是大颠乘坐化缘之神运，璨如白玉，现存的是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的仿造物。“千丛果”是大颠手植的荔枝千株，自置铜瓶甘露以浇溉，祖师圆寂后，瓶失树枯，如今仅有的这几棵是寺里和尚重栽的。唯有“写经台”前那块磨平的山石还是旧的，却留下近人王鼎新的题刻。寺前的小水塘名曰“拔木坞”。传说大颠创寺之初，募化杉木于闽地，以神通遁入地下，后来建寺所用巨木，皆从坞里拔出，且取用不竭。尽管大颠“拔木建寺”的传奇与后来的济颠和尚“运木建灵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怕是以讹传讹。然而，这些迷人的景物与神奇的传说，使得古老的灵山寺再次释放出青春的异彩，成为游人与香客心心向往的地方。而灵山寺这座千年古刹，在海内外信徒的帮助下修葺一新，更显巍峨壮观。无论是山门前的盘龙柱与紫铜狮，还是门楼壁的青石图案与金漆木雕，甚至是大殿里庄严的佛像，无一不是精雕细刻、惟妙惟肖，融宗教与文化为一体的艺术精品，使人在心生羡慕的同时，更惊叹于潮汕工艺大师们的精湛技艺。
大殿后面是大颠祖堂，堂外廊壁保存着历代重修的碑刻。如果说灵山八景中的“祝圣碑”原物，早已随着往昔圣人福寿的消亡一起湮没的话，那么寂静的祖堂外，至今却仍然镶嵌着一方断截的古碑。匆匆来往的，都是观光的游客和朝拜的信徒，谁也没有留意到它的存在。它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是考古学家吗？是啊，残旧不堪的它，除了静静的等待还能够做什么呢？岁月已经磨灭了它身上的好多记忆，又在它身上留下许多的斑驳，有谁还会留心早已面目全非的它呢？它像是一个饱历沧桑的老人，龟缩着残躯，躬立于历代的碑刻之中，而我却在东廊的尽头，一眼就认出了它，像久违重逢的故友般亲切，我细心地揣摩着并企图解读它身上的记忆。渐渐地我激动不已。这是一方难得的宋代石碑啊！天圣七年（1029）宋仁宗诏改灵山寺为开善禅院。景祐元年（1034）重修，乃由潮州前贤时任朝请大夫尚书工部郎的许申撰写“敕赐灵山开善禅院记”，碑文为其子光禄寺丞许因书丹。这块青石精刻的古碑就是寺院蒙受“皇恩”的物证，往后的岁月它一度失落于荒野，至清代又为寺内僧人寻得，嵌于大颠祖堂廊壁至今，是它见证了灵山寺自宋以后几经毁复的那段沧桑历史。
在大颠祖堂外的墙上，还有灵山寺的另一件镇寺之宝，它已经幽静地生活了300多年，作为镇寺宝物，数百年来一直被重点呵护着，游客至此也只能透过铁门遥遥瞻望。传说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潮阳信如和尚受县令彭象升嘱托，担任修缮灵山寺的工作。信如和尚喜栽兰花，到灵山后便将苦心栽培的一株兰花，独具匠心地栽在墙壁上。这簇壁兰，不沾尘埃沃土，不必浇水施肥，久旱不枯，四季长青。因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非同寻常的香、色、神、韵，而被人们视为兰中珍品。为了纪念当年重兴古刹的信如和尚，寺里的僧人雅称它为“信兰”。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灵山寺考察时，还专门为此题写了信兰厅。我们来的不是时候，不是它绽放的季节，无法体会它的色、香，只能远远的领悟它的风姿神韵了，只见其鳞茎生苔，叶脉修长，鞘如利剑，状如水仙，倒也青绿可爱。
如果问，当前灵山寺最珍贵的历史文物除了那块宋碑，还有什么？答曰：自然是八景中保存完好的“舌镜塔”。这是一座罕见的唐代墓塔，墓塔前有唐代遗存的石幢座一对，古朴稳重。墓塔的建筑形式是仿照古印度的“窣堵波”建造。窣堵波，是梵语stūpa的音译，即是浮图、佛塔。据传释迦牟尼圆寂后，佛教徒开始向埋葬佛骨的窣堵波顶礼膜拜，使之成为僧侣的崇拜对象。眼前的这座塔是用若干花岗岩石交砌而成，其状如覆地巨钟，底座呈八角形，塔基四周雕刻花卉飞龙走兽，线条粗放，浑厚凝重，塔身正面嵌着刻有“唐大颠祖师塔”的六字墓碣。大唐长庆四年（824），大颠和尚圆寂，世寿九十有三，门人建此墓塔于寺左侧。由于寺院几度毁复，今墓塔在寺后正中的荔枝径。传说此塔曾三启三葺三现。据明隆庆《潮阳县志》记载：“唐末有发其窣堵而葺之者，骨髀尽化，惟舌根尚存如生，复瘗之，号瘗舌冡。宋至道中，乡人又发视之，惟古镜一圆而已，乃叠石藏之如故。”地方志乘的记载为墓塔赋予了神奇的色彩，后人遂称为“舌镜塔”。好在这唐代留下的墓塔完整无缺，灵山佳胜仍不失其主体，也给予我们这一代人朝圣访古的最大满足。
二
灵山寺到底成为粤东的名刹之一，然而真正让它得以享誉千秋的，却不是至今保存完好的“唐塔宋碑”，而是写在大颠祖堂外墙上的那几个字——“道迹贤踪”，难道这四个字竟有如此的魅力？非也，这其中还有个典故。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唐宪宗遣宦官赴法门寺迎佛骨至长安，留在宫中供奉三日，然后送各寺院供奉，此举轰动京师。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对此极为反对，遂上表加以谏阻。韩愈为何要辟佛呢？在皇帝带头佞佛，百姓“焚顶烧指，弃业散钱”，满朝文武无人敢言是非得失的情况下，他却慷慨陈词，锋芒所向，摧枯拉朽。原来，唐朝是佛老二教最兴盛的时代，朝廷上下护持佛老教，致使全国的寺院道观拥有大量的土地，数以千万计的僧道不劳而获，结果弄得民生凋敝，财源枯竭，正如《原道》所说：“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眼见儒家的正统地位几乎被佛家所替代，为巩固封建社会秩序，韩愈以儒家道统自居，尊儒排佛。不料“忠言逆耳”，宪宗盛怒之下，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这就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缘起了。
韩愈一生不遗余力地反对佛老二教，更因为谏迎佛骨而被贬远州，但他到了潮州以后，却与灵山的大颠和尚过从甚密。致使入宋以后，学人褒贬迥异，纷争不已，成为众说纷纭的历史公案。例如，宋代的理学家周敦颐游灵山时，面对佳景疑惑不解，就留下《题大颠堂壁》这样的诗：“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据史载，韩愈刺潮时，闻灵山大颠之名，“乃三书见邀，始至郡，居城南大隐庵（今潮州叩齿庵）十数日，愈与谈道，遂为至交”。大颠到底是何等样人，凭什么韩愈对他如此的器重呢？据地方志乘记载，大颠俗姓陈，讳宝通，唐开元末（732）出生于潮阳。“生而灵异，龆岁即遁栖云林，超然物外”。大历中与药山惟俨共事西山寺（今西岩）惠照和尚，惠照精持戒律，有诗名，向为士林所重。而后又同游南岳，拜石头和尚为师，得大无畏法。石头希迁禅师，为六祖慧能弟子，因此大颠是禅宗南派的嫡传法孙。
禅宗南派是中国特有的佛教派系，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如周汝昌先生在《苏新词说小引》中所说“禅宗最反对烧香念佛、繁文缛节、表面形式，而极端强调对任何权威都不可迷信，不惜呵佛骂祖，打倒偶像。”这种勇敢大胆、自具心眼的创新精神，对勇于革新，主张“惟陈言之务去”，敢将佛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的韩愈而言，何其相似耶！然而僧道的泛滥与不劳而获，弄得民生凋敝，已是当时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也是韩愈辟佛的一个重要方面。据说灵山寺全盛时曾有僧人千余人。但是，禅宗南派奉行的六祖遗风却农、禅并重，一面事佛一面参禅，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口号，明确的规定僧众不做寄生虫，必须从事耕种，自食其力。尤其教义中还融汇了儒家“性善”和“忠孝”的成分。有了这些共同或接近的思想基础，身为禅宗南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大颠，自当令韩愈刮眼相看了。
那么，韩愈与大颠的交往，是否意味着他辟佛的立场有所改变呢？答曰：非也。据韩愈所写《与孟尚书书》云：“有人传愈近少信奉释氏，此传之者妄也。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与语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数日。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因与来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服为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本来韩愈自己已将这个问题的实质说的清清楚楚，可笑那些寻章摘句、妄自评价、自认高明者，却非要搅得一池浑水。倒是赵朴初居士的《访灵山大颠禅师塔诗》写的明确：“禅师能智又能悲，肯下灵山访退之。不是辩才兼定力，怎教文伯为留衣?” 不管怎样，僧儒互访已成千古佳话，灵山也荣膺“道迹贤踪”之美誉。后人为了纪念，在当年韩愈即将改刺袁州，而到灵山与大颠留衣为别的地方盖了一座小亭，叫留衣亭，并用石碑记录了这段耐人寻味的故事。
结语
下午4点多，我们告别了灵山寺。同行的卢君顺满，潮阳人氏，系宋名贤卢侗裔孙，是我近交文友。他一路充当向导，不厌其烦地为我讲述，有关灵山以及大颠“拔木建寺”、“袖影化田”的诸多传说，使我增广见闻，受益匪浅。临别之际，他特意引我到留衣亭，也是灵山的最后一景。时过境迁，当年“刺史留衣”的地方也已改头换面了。天边正好一抹斜阳射进亭中，照见亭中略显斑驳的清代石碑。“留衣亭上无留衣，空留衣亭为传记”，当我抚着清代的碑文，踏着前贤的足迹，不由得“满目山河空念远”，默默地体会着当年先人那种情深意浓，依依惜别的情景，蓦然回首灵山，竟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