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华丁
农历明年是牛年。牛，原为野生，历经数万年。被人类驯养，约五千年。在陕西临潼一座两千年前的战国古墓中，发掘出盛放在像篮球大小造型优美铜敦里的一“盒”牛肉，是目前保留下来且经科学鉴定的最早的“牛肉制品”。
牛，与我国古代人的生产和日常生活都有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往昔，耕者离不开牛。《东京梦华录》记载，宋代开封地方，立春前一天，人们就将耕牛牵到衙门。立春一早，举行“鞭耕”习俗，祈求丰年。牛，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只知奉献，不求索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牛是中国古代伟大力量的象征。翻开历史可以看到，在我国统治者的战旗上，往往挂着旄牛尾。各诸侯会盟时，“执牛耳”的礼仪，在自然和庄严的气氛中举行。古代祭祀，最隆重的是牛、羊、猪各一，称“太宰”。只用猪、羊而无牛，则称“少宰”。这里除了对牛的崇拜和祈求吉祥的愿望之外，也揭示出牛是以崇高的形象出现的。
古往今来，关于牛的神话，人间广泛流传。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叙述了一则感人的传说：雍正年初，某地董姓人养了一头跛牛。一天，董不慎坠入河中。牛随之跃身而入，让主人牵其尾，登岸脱险。后董死，牛亦老。董子欲将牛牵到屠宰场。牛知后双眼含泪，一跛一拐跪倒在旧主人墓前，伏地僵卧，牵挽鞭捶皆不起，惟掉尾长鸣，其声凄惨。董子见状十分惭愧，自抽嘴巴，将牛牵回家。数月后，老牛病亡，少主人泣而埋之。
牛是人类的忠实朋友。自古至今，从物质生产到精神文明，无不与牛相关。老子青牛过函谷，田单火牛破敌阵，都是人牛相关的佳话。正因为牛的精神可敬可赞，我国古今的许多有为之士，喜以牛自喻。秉笔记兴亡的史学家司马迁，自谦牛马走；“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著名画家李可染，把他的画室起名为“师牛堂”；毛泽东号召一切革命工作者，都要做人民大众的牛。我们的许多老干部、老科学家、老教授、老新闻工作者，都以老牛自勉。“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他们不顾年迈体弱，为振兴中华，富国强民，默默奉献，矢志不移。
牛也是中国画的传统题材。在中国，动物入画溯源最早，但长期处于附属地位。唐以前的画家多兼善此道，专攻甚少。到了唐中期，画牛与画马一样，才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科。这个时期所出现的戴嵩和韩滉，和当时名声大振的韩干齐名，被颂为有独特成就的大家。唐代韩滉的《五牛图》卷，名震画史。元赵孟頫跋称“稀世名笔”。戴嵩是向韩滉学画的。他画牛“穷其野性筋骨之妙”，品格超过师长，极负盛名，与韩滉画马并称为“韩马戴牛”。
现代国画大师李可染精于山水，也以画牛名世。抗日战争时期，李可染在武汉参加周恩来、郭沫若同志领导的政治部三厅工作五年。1942年前后，由于文化工作委员会受到限制，无法工作，把文艺骨干分散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李可染开始恢复国画的研究创作。那时，他住在重庆农村金刚坡的贫农家里，住房紧靠牛棚，和一头水牛天天见面。早上看见牛迈着沉重的脚步出去耕地，傍晚看见牛踩着疲惫的脚步回家；深夜，又察觉牛喘气、吃草、喝水、反刍、蹭痒、啃蹄，慢慢对牛有了感情。他由此又联想到鲁迅曾把自己比作“孺子牛”，郭沫若赞扬水牛“活也牺牲，死也牺牲，死活为人民”的精神。李可染觉得牛是我们纯厚勤劳的民族性格的象征。水牛、牧童便成了他最喜欢的题材之一。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中国，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将园内无数珍宝抢劫一空，掠走十二个兽首铜身像，致使这些国宝流失海外一百多年。多年来，在国家文物局和社会各界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已有马首、牛首、猴首、虎首、猪首、鼠首七尊兽首以不同方式回归祖国。其中的丑牛，1985年一位美国古董商在加州一处私人住宅发现，以1500美元购得。1989年，台湾企业家蔡辰洋在伦敦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4.85万英磅购得。2000年4月30日，中国保利集团以700万港元在香港佳士得拍卖行购得，现存放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
庚子鼠年，新冠肺炎施虐全球，至今未消，仍需抗疫。俗话说，“牛马年，好种田”。但愿牛年迎来一个风调雨顺，丰收在望、否及泰来的好年成。
（作者系浙江大学教授、杂文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