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我就读小学、初中和高中的一个年代。七十年代初期刚好读小学，中期则上初中，后期便上高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我读小学高部和初中阶段，当时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我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乃至政治运动。每当回想当年的一幕幕，我仍觉得既可笑又有趣哩。下面选取我几件较有代表性的校园趣事加以叙述，以飨读者 。
上交“香炉”和“老爷符”
那是在我读小学二年级第二学期，当时仍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有一天上午，学校又开广播向全校师生进行宣传：“全体师生请注意，遵照上级的有关指示精神，谁的家里若供奉了祖宗的香炉或者张贴着‘老爷符’ 的都必须在三天内上缴学校，因为那是封、资、修流毒。谁要是故意不上交，将严肃处理！”
其实，早在我读小学一年级时学校就已经通知过上缴所谓的“封、资、修”流毒。我也遵照学校的规定和要求上缴过香炉和“老爷符”。大队里的治安员和基干民兵也多次到我家“扫荡”过，几乎每次都能带去几个所谓香炉和“老爷符”什么的，说是送去交差。家里的香炉和“老爷符”已上交过几次了，再也没有什么香炉和“老爷符”了。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到了第三天，我还是一筹莫展，去哪里弄香炉和“老爷符”呢？其他同学都已陆续把自家香炉和“老爷符”上缴给班主任老师了，唯独我迟迟未能上缴。第三天上午放学前，班主任老师把我叫到讲台前，问道：
“你是怎么搞的？学校规定的三天时间只剩下半天了，你打算拖到什么时间上缴香炉和‘老爷符’？”
“我……我……我们家已经没有什么香炉和‘老爷符了’……”我支支吾吾地回答道。
“不管怎么样，限你下午上学前上缴，否则，叫你的父母到学校来说清楚。”班主任老师下了最后通谍。
中午放学的铃声响了，我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学校，一路上寻思着如何搞到香炉和“老爷符”。
为了完成学校下达的这项任务，我顾不得吃午饭，只得四处去寻找人家丢弃的碗儿，好不容易才找到几个破缺的碗儿。我又从小溪边弄来一些烂泥，还找来一些蜘蛛网，将其缠绕在已点燃过的半截香枝周围，以示这香炉的年代久远。
据说香炉供奉的时间越久远就越封建，流毒就越深，必须完全、彻底、全部、干净地予以清除。香炉做好了，可一时找不到“老爷符”，怎么办呢？我不甘罢休，在家里的各个角落寻找起来，但始终未能找到我需要的“老爷符”。眼看学校要求上缴的时限快要到了，我只得硬着头皮向母亲要了两毛钱，到村里的日杂店买了两张新“老爷符”，连同新做的几个香炉，像模像样地拿去学校上交了事。
当天下午上学时，我终于把几个所谓香炉和几张“老爷符”上缴给班主任老师。班主任老师见状，忙追问道：
“你不是说你家已经没有什么香炉和‘老爷符’了？怎么现在又有了？”
“哦，是这样的，我以为家里没有了，通过问我妈妈才得知，家里的香炉和‘老爷符’被我妈妈藏在屋顶上。”我向班主任老师撒谎道。
班主任老师竟信以为真，终于同意让我过了这一关。
事后，有几位同学向我问道：“你家里哪来这么多封、资、修流毒呢？”我哭笑不得地答道：“其实我们家也是贫下中农，哪有什么封、资、修流毒呢？为了完成学校交给的任务，我动手自己做香炉，又向母亲要钱去买老爷符呀？”
带领同学呼口号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我就读小学、初中和高中的一个年代，七十年代前期刚好读小学，中期则上初中，后期便上高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我读小学高部和初中阶段，当时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我们所在的学校仍经常组织师生参加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参加游行宣传，可说是每月至少有一两次。我曾多次带领同学高呼“革命口号”，每当回想当年的一幕幕，我仍觉得既可笑又有趣哩。
“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记得有一次，学校接上级的指示，准备组织师生参加“批林批孔”游行宣传。我当时作为小学五年级（1）班的副班长，经常与班长阿雄（阿雄后来考上大学，现任某地级市市委书记）被班主任老师指定负责带领同学沿途高呼“革命口号”。全班四十多名同学个个精神抖擞，群情激奋，我和阿雄分别给参加游行宣传的每一名同学分发一个五角小纸旗。这小旗既有蓝纸旗，也有红纸旗。有趣的是，当时给同学分发小纸旗却分成了两派，我由于个子比阿雄高一些，力气也比他大一些，因此，我接先抢到了“红纸旗”分发出去，而阿雄自然把领到“蓝纸旗”分发给部分尚未领到旗子的同学。
我当时私下跟领到“红纸旗”的同学说：“同学们，我们领到‘红纸旗’的就是‘红旗军’；阿雄他们的就是‘蓝旗军’了。咱们‘红旗军’在呼口号时可千万别落后过‘蓝旗军’哟！”同学们一听齐声说：“我们呼你的，到时你多呼几个口号好了，气势可要压过‘蓝旗军’他们。”阿雄似乎知道我的意图，也私下暗示他的“蓝旗军”到时要与我们“红旗军”比赛比赛。
此时，学校组织的游行宣传队伍以班为单位，按年级的高低依次排列，让低部年级走在队伍的最前头，接着是中部年级，最后是高部年级。各班的班主任则跟班一同前往。随着仪仗队的步鼓手击响步鼓，游行宣传队伍便浩浩荡荡，神采奕奕地沿着原定的游行线路从学校出发，接着从村子中间的大路前进，然后通过学社社址，最后再返回到学校。
我们的游行队伍，每个参加者均用右手举着一支小纸旗，红蓝相间，缓慢地前进。尽管周围的群众对这样的游行宣传已耳熟能详，但还是随着仪仗队的鼓点的起落，分纷围上前来看热闹。游行队伍刚走出学校的范围，我便率先高声领呼起口号来：“林彪和孔老二是一丘之貉，我们要肃清他们的流毒！”“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红旗军”便跟着我举着小纸旗，齐声高呼起口号来。
“蓝旗军”也不甘示弱，在阿雄的引领下，也跟着高呼起口号来，“林彪是个卖国贼，我们要把他批倒批臭！”“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党！”“……”还未等“蓝旗军”的口号呼完毕，我又带领“红旗军”高呼起口号来，口号声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尽管口号声连续不断但班主任老师似乎听出了问题，他低声地提醒了我，叫我不要呼得太快，以免造成混乱。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但心里仍觉得不过瘾，细想起来，我觉得自己的做法有点不妥，游行宣传是一件十分严肃的政治问题，当不得半点儿戏。阿雄作为一班之长，理应由他先领呼口号，然后由我领呼才对。
于是，我私下告诉阿雄：“刚才的事做法有点不妥，请你原谅，还是请你先领呼口号吧。”阿雄听罢，先是嘿嘿地笑了，然后低声对我说：“你刚才的做法是很不好的，外人还以为我们的同学也分成两派呢。”
接着，游行队伍继续，一切按照程序进行，全班的口号声终于变得划一有序。然而，班与班之间在高呼口号的过程中发生了互相抵触的现象，这可不是我的 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可我至今仍对当年带领同学们高呼革命口号的场面仍记忆犹新。
参加出版宣传栏
学生时代，尤其是初中生时代，我特别喜欢美术、书法和音乐课。平时除了认真上好老师上的美术、书法课外，课余时间则喜欢在家画这写那，由于经常练笔，画的画、写的字经常受到老师的好评。“文革”后期，学校经常要出版宣传专栏，自然少不了要一些有美术、书法基础较好的学生参与美术老师一起出版宣传栏。往往是美术老师用手笔抄字好宣传内容之后贴在墙壁上，然后由我们几个同学帮助剪红纸，涂上胶水将宣传栏圈起来，我们协助在宣传栏边角上画上红花、插图什么的。有时也用白、红两色粉笔绘制宣传栏，但效果并不那么好。
由于学校初中部几个教学班有七、八名美术苗子多次参加学校出版宣传栏，因此这七、八名同学便被学校组织起来，成立美术兴趣小组，负责配合学校举办的一系列宣传活动。编写的宣传栏，绘制的宣传画内容包括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破四旧、立四新等等。在美术老师的组织下，美术兴趣小组的同学们积极参与，宣传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不久，学校准备举办“学生画展”，除了要求我们美术兴趣小组的全体同学参加之外，还要求全校各年级的学生积极参加，精心创作，挑选优秀画作参加展览。我记得当时用了一张四尺宣纸创作了一幅题为《收租院》的画作，画作反映解放前四川大恶霸地主刘文彩设立“收租院”，专门盘剥广大农民多交田租，广大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内容，画好之后，我认真地署上自己的姓名，交给班主任老师转交“学生画展筹备组”。等到正式展览时，我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学校展览厅参观，在一百多幅学生画作中，我浏览了一遍，总的感觉就是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主题思想鲜明，展现弘扬主旋律，既有国画、图案画、速写，也有素描；有彩色的，也有黑白的。
我又来到我的画作前准备欣赏自己的“杰作”，不看则可，一看我不禁傻了眼，我创作的《收租院》到展览时却变成了阿乐的作品！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阿乐是何许人呢？原来他是本班的一位极其普通同学。说他普通，是因为他给人的印象是头脑比较迟纯，基础较差，各科的学习成绩总是跟不上。唯一的“优点”是平时善于巴结、讨好老师，梦想当上一名班干部，也梦想参加美术兴趣小组。这种愿望很好嘛，有进取心也并没有什么过错，但千万别投机取巧、背地里干那种见不得人的蠢事呀！我正想去班主任老师办公室问个究竟，在走廊处刚好碰上班主任老师，我不解地问道：“老师，我参展的作品怎么变成了阿乐的作品呢？”“你跟我到办公室，我有话跟你讲。”班主任老师边走边说，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叫我在椅子上坐下。班主任老师给我倒了一杯开水，然后说道：“之所以把你叫到我的办公室来谈话是生怕影响不好。你问及你的参展作品变成了阿乐的作品这个问题，这件事我有责任，阿乐多次来找我，说想参加学校的美术兴趣小组，我觉得他画得并不怎么样，想到你经常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活动，机会有的是，你就给阿乐一次机会吧。这件事你就不要公开说出来。”这像什么话呢？如此做法也实在太不讲道理了。这分明是公开抢夺我的作品，袒护阿乐。
但我又转念一想，让就让吧，区区一幅学生画作，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并不影响我的学习成绩。于是，我对班主任老师说：“既然这是老师你的意见，我同意就是了。我会保守秘密的。”那次学生美术作品展过后，学校给每位参展者颁发了参展证。那一次我自然没有什么参展证了。
最后补充说明的是，后来我凭借自己的实力考上某高级中学，而阿乐却名落孙山，但他还是通过走后门，作为补录生录进我所在的班级，还弄了个“英语科代表”当当，而我的英语成绩当时全班第一，却什么职务都没有，真是笑死人也！
夜间巡回宣传偶遇
游行宣传的另一种方式，那就是夏天夜间在乡里进行巡回宣传，这是我人生以来的第一次，回想起来至今仍觉得可笑也。那一次我竟然经不起电影的诱惑，宣传活动未完成却去看电影，实在很好笑哩。
平时，我参加学校举办的游行宣传是在白天进行的，因为白天活动搞起来十分从容：一是大地一片光明；二是游行线路清楚；三是气氛活跃。而夏天夜间进行巡回宣传则情况大为不同，大地漆黑一片，难以看清道路，即使有手电筒照明也不大方便，再者容易迷路。为搞好夜间巡回宣传这项活动，学校从初中部各个班级挑选了六名学生组成宣传小组，由我任组长并负责拿话筒进行广播发言，其他四名同学打锣，一名击鼓，夜间巡回宣传出发前，校长特为我们作了动员讲话，他强调说：“同学们，开展夜间巡回宣传活动，是根据上级的要求而进行的，希望同学们严肃对待这项任务，出去宣传时要注意遵守纪律，维护学校的声誉，每个自然村（我们家乡共有五个自然村）都要进行巡回宣传，不可少于一两个宣传点，让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到家喻户晓。”接着校长给我们口授了巡回宣传的内容。出发时，学校还配给我们宣传小组二支三节手电筒。一切准备停当，我们这个宣传小组怀着兴奋的心情，哼着歌儿，离开学校出发了。
此时，夜幕已经降临，沿途的各家各户都已点亮了媒油灯，那微弱的媒油灯光透过窗户照射出来，给人一种无精打采的感觉。有的乡亲仍在吃晚饭，有的乡亲则已带着凳子来到巷道口闲坐纳凉。我们走了一段乡道，来到一个住户比较密集的地方，我提议道：“咱们来南门开场，好吗？”“好，就在这里开场吧。”同学们异口同声地答道。语言刚落，锣鼓便“咚咚咚”、“咚咚咚”地敲打起来，这响亮的锣鼓声打破了夏夜乡村的寂静，乡亲们一听到锣鼓声，纷纷循声而来，像观看变戏法似地把我们团团围住了。敲打了十二通锣鼓之后停了下来，我见时机已到，我叫阿辉同学打着手电筒让我看清宣传稿的内容。然后举起话筒，清清嗓子，提高嗓门宣传起来：“乡亲们，今夜我们受学校的指派，在乡里进行巡回宣传，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大力宣传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乡亲们，地主阶级还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还梦想变相复辟，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宣传一通之后，我们一行又来到东门敲起锣打起鼓，准备作第二站的宣传，一阵响亮的锣鼓声又引来了一些看热闹的乡亲。我又借着手电光念起宣传稿，还未念完，忽然同学阿柳说道：“你们听，新明学校操场上好像又在放电影了，我好像听到公社电影放映员陈镇明在解释剧情的声音，咱们不要再作宣传了，快去观看电影吧。”我们静听起来，果真有陈镇明的声音通过广播被风儿传播到我们这里来了。
阿柳一提议，其他同学也急忙附和道：“是呀，电影这么好看，太吸引人了。”“机会难得，我们就快去观看吧。”听了大家的话，我也有点动心了，但我无不顾虑地说：“此事要是让校长知道了怎么办？”同学们一听又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我们都不说出来他怎么会知道呢？”“我们已进行了两站的宣传，部分乡亲都知道了，怕什么？”“是呀，我们又还是快去吧。”听了同学们的话我只好说：“那几个锣鼓怎么办呢？”阿华抢着说：“那就把它们藏起来好了。”心动不如行动。我们偷偷把锣鼓藏在东门伯公庙里，然后打着手电筒快步跑向新明学校操场观看电影去了。
大约十分钟工夫，我们气喘吁吁地赶到新明学校操场，此时电影已放映了小半截了。那夜放映的是一部国产黑白战斗故事片《侦察兵》，讲述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侦察参谋郭锐（由著名演员王心刚扮演）带领侦察小分队深入某敌占区侦察敌情，搜集情报，为我军首长指挥作战提供可靠情报，消灭敌人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当时我们看到的则是我军某部侦察参谋郭锐假扮敌军某师作战处处长前来视察敌炮团阵地，了解有关敌人情报的场面，我真为郭锐本人捏了一把汗，同时也十分佩服他们的机智、勇敢……
观看完电影已是夜间十点多钟了，我们急急忙忙地往回赶，在回来的路上，我对几位同学说：“要是校长问我们为何这么晚才回来，你们怎么办？”“是啊，你是组长由你应付好了。”同学们说道。我说：“那我就说在宣传的过程中阿柳突然肚子疼，我们送他去大队保健室请赤脚医生治疗好了。”大家都说好主意。来到东门伯公庙取回宣传工具，又急匆匆地赶回学校。“报告校长，我们已胜利完成今夜的宣传任务。”我们异口同声说，校长见我们迟迟才回来，忙追问道：“你们怎么去了那么久才回来？”我撒谎道：“在宣传的过程中，阿柳同学突然患肚子疼得厉害，我们只好中断下来，送他去大队保健室请赤脚医生医治，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校长听了觉得有道理也就没有追问什么了。我们放下宣传工具，向校长说了声“再见”便各自回家去了。
许多年过去了，可我至今对当年那次夜巡回宣传中途去邻村观看电影的事仍记忆犹新，觉得十分好笑。
在学校集宿的那段日子
在我读高中二年级第二学期的时候，曾有过一段在学校寄宿的日子，总的感觉是：吃不饱，睡不好，心里压力较大。
那是发生在我读高二年级第二学期的事情。1979年春节后，也即我读高中二年级第二学期开学不久，学校决定从高中二年级四个教学班中挑选分部学习成绩比较优秀的学生到学校集膳集宿，目的是充分利用课余时间集中学习，查漏补缺，应对高考。我是其中的一分子，当时学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具体问题应当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这种做法或许对离家较远的学生有好处，但对于家住学校附近的我来说似乎没有多大必要。
当时我被编在文科班，我并没有想到我会被挑选参加学校的集膳集宿（也即参加夜自修）生活。理由是我当时的学习成绩还未能谈得上是那么优秀，除了英语、语文、史地等算优秀外，数学成绩仅算中上程度。自己认为还是回家生活、学习较为方便，有时还可以帮助家庭干点农活，我把学校领导要求我在学校集膳集宿的事情向父母说了，父母只是对我说：“你认为哪一种方式适合你你就自己做决定吧。”我心里想，还是在家生活，学习较为方便，决定不参加学校集膳集宿了。
然而学校领导却不同意我的做法，说什么既然被学校挑选了就应乐意接受，积极参加。能够被学校挑选说明各方面的条件还不错，那可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别的同学想要也没有这个份呢……说得我有点心花怒放哩。没办法，我只得硬着头皮报名参加，并按照学校的规定，参加集膳集宿的同学每人每月上缴二十斤大米和十五元现金，并自带蚊帐被蓆。记得我当时与另一位同学变通了一下，各自带被子，我拿蚊帐，他负责拿草蓆。一切准备停当，负责辅导我们这几十名集膳集宿同学的老师向我们宣布了学校的几项规定，规定所有同学参加集膳集宿，什么时间开始夜自修，什么时间熄灯休息，什么时间起床做早操，什么时间吃三餐……
第一天晚上，我们拼命自修至十点半钟，按学校规定便熄灯休息了。第二天清早五点半，天还蒙蒙亮，起床的铃声便敲响了。我还有点醉困，可是没办法，铃声就是命令，我不得不立即起床，穿好衣服，洗脸、漱口完毕便上操场做广播体操了……这种紧张疲劳、饿肚子的学习生活仅过了三天，我便觉得无法适应了。一天三餐，早、午餐都是吃稀饭，晚餐才吃干饭。每顿餐稀饭少得可怜，仅有七八汤匙稀饭和一点青菜、肉丝，每日肚子都饿得“咕咕叫”，胃也疼痛起来。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便偷偷回家吃点心。父母看不过去了，便要我以患胃病为由向学校领导要求不再参加学校的集膳集宿，班主任老师和学校领导拿我没办法，只得同意我退出，不再参加学校组织的夜自修。
自从有了那次经历，我后来找便悟出了人必须得吃苦耐劳，要经得起生活的磨练和考验，才能应对各种不利因素，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带领同学去卖番薯
这件校园怪事发生在我读小学五年级第二学期末，当年那个班主任老师（那时候他还是个未转正的民办教师）的如此作为给我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
在讲述带领同学去上南市场卖番薯这件事之前，先介绍一下当时的一些背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前，学校遵照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在施行学校课堂教育的同时，还要适当参加校外的生产劳动，因此当时每所农村学校都有自己的小农场，每个教学班均分配到几分土地，有的种植水稻，有的种植番薯，有的种植花生……我们所在的五年级（1）班那时所种植的番薯已经成熟，可以收获了。
记得在一个夏日的上午刚上早读课，班主任老师在班里宣布由我挑选十几名男同学带着锄头、竹筐在上课时间前往距离学校一公里远的学校的番薯地挖番薯。这是一件苦差事，既影响学习，又得干苦力。但我作为副班长受班主任老师的指派又不好意思推辞，只得点头表示同意。我挑选了十一位个子稍大的男同学，带着挖番薯工具朝目的地走去。到了目的地，我交代了一下挖番薯时应注意的问题。“咱们十二位同学分成三个小组，一组负责割掉番薯藤，一组负责挖番薯，一组负责去掉番薯筋和泥土并负责装进竹筐里。现在各小组各负其责。说罢，我们便动手干了起来。好在我们都是农家子弟出身，对干农活还是比较熟练的。我们一边干活，一边说说笑笑，干得不亦乐乎。经过大约一个多小时的奋战，地里的番薯终于挖出并装进竹筐，足足装了三担。
我们在田头休息了片刻，然后同学们轮流将其挑回学校。此时学校还未放学，班主任老师见我们挑着番薯回来了，便走出教室对我说道：“某某（指作者）同学，由你负责带队将番薯挑到上南市场贩卖掉，卖得的钱将如数交还学校。好吧，你们快去吧。”我不禁皱了一下眉头，心里暗暗叫苦，还来不及喘息又得带领同学们挑着番薯往一公里以外的上南市场去了。卖东西可说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我们到了上南市场，将番薯摆放在市场一角，个个脸上都流露出几分羞涩的表情。市场上人来人往，十分热闹。等了大约十多分钟，却未见有人前来光顾我们的番薯。眼看快要中午了，我的肚子饿得有点“咕咕叫”，滚烫的汗水不时从额头上冒了出来，流至我的嘴角，舌头添，苦涩涩的。
望着那来来往往的老百姓，我顾不得羞涩，打破沉默大声吆喝起来：“又香又甜的‘普六’番薯，物美价宜，数量不多，欲购从速，要买就快来买呀！”我吆喝完毕，其他同学也壮着胆子跟着吆喝起来。经过一番推销，终于有一位阿伯上前问津了：“阿弟，番薯怎么个卖法？”“阿伯，每百斤5元，真好吃。你要就快点买，别错过时机呀。”阿伯一听这价钱不算多，便把三担番薯买了下来，叫我们挑去市场过秤，除去六只竹筐的重量，三担番薯净重352斤，共卖得17元6角钱。我们帮助阿伯把番薯挑到他家中，取了钱，如释重负地返回学校，此时已放学了。我们找到班主任老师，把卖得的17元6角钱写成字条，并用纸包好如数交给他，然后背起书包各自回家去了。
那天下午上学之后，班主任针对上午我带领同学到“学校小农场”挖番薯、卖番薯的经过作了简单的介绍，表扬了我们爱劳动的思想品质。末了，还宣布我们五年级（1）班收入番薯钱12.6元，已全部上交学校。我们十二位参加卖番薯的同学一听这个结果，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满脸惊讶的样子，明明是17元6角钱呀，怎么又变成12.6元呢？参加卖番薯的同学们都觉得莫明其妙。班主任老师似乎看出点什么来，做贼心虚地说：“请同学们坐好来，不要东张西望，影响老师讲话。本来，这次我们班收入17.6元番薯钱，结果被某某同学（他点我的名字）不小心弄丢了，作为带队的班干部丢了钱，本来应当追究他的责任，但念及他平时是个品学兼优的同学，我看就不要再追究了。就算是被坏人抢去了。”
我一听班主任老师这席话，肺都气炸了，正想站起来反驳，却被班主任老师制止道：“某某同学你就不要说了，老师既然已经原谅了你，你还想说什么呢？”这简直是血口喷人，深知内情的同学个个表情怪异，但却敢怒不敢言。作为一位民办教师，灵魂怎么这样肮脏呢？为何要贪污这五元钱呢？这可是学校的公款呀！又怎么能压制正确的言论？在全班同学中抵毁我的名誉呢？我实在是怒不可遏呢！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为了保全他的面子，我只得忍气吞声装聋作哑，谁知他却不甘就此罢休，当次在课堂上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要我回答，考查了我的基础是否扎实，谁知他所提出的问题均一一让我正确地回答出来了。我敢断定，要是有一个问题我一时无法回答，我肯定会被他痛打一番的，因为此人曾练过武术，在此之前曾打给过多名学生，被打的学生家长多次到学校交涉，建议学校开除他，但由于此人善于搞打击报复，校长也拿他没办法。
从此，我对那个民办老师敬而远之，当年他那肮脏的嘴脸却永远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参与学校育蘑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学校生活是那样的多姿多彩，又是那样的充满诗情画意。我作为一名初中学生，一名普通的学生干部，曾经参与学校培育过蘑菇。这项活动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
那时农村的学校教育是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记得有句响亮的口号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因此，说是除了让学生学习书本上的知识外，还要让学生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保持艰苦奋斗，刻苦耐劳的本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正在上初中一年级，是初一（2）班的副班长。之所以被推选为副班长，理由有三，其一，品学兼优；其二，有吃苦精神；其三，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和经验。（小学阶段我也曾当过副班长）这是班主任老师的信任和器重，也是同学们心目中的佼佼者。
记得1975年夏季的一天下午放学前，班主任老师对我们全班同学说道：“同学们，学校决定利用一间空教室作为开辟育蘑菇的园地，自己尝试培育蘑菇，检验我们平时的教学效果。这项工作只能在放学后进行。学校决定，由我们班挑选两位同学参加学校的育蘑菇小组。”班主任老师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目光投向我和另一位班干部阿武。同学们都把目光投向我和阿武了。也就是说，我和阿武被老师推荐参加学校的育蘑菇小组。同学们报以热烈的鼓掌声。放学了，同学们背上书包各自回家了，我和阿武被班主任老师留下来商议有关育蘑菇的事项。
育蘑菇的试验地点设在小祠堂北侧的那个旧房子里（那时我们学校利用旧祠堂进行办学），这间旧房子并不大，大约二十五平方米，以前曾经是我就读小学一年级时用的教室，这个小祠堂因破旧，光线不足而被着令停止办学，所有的学生都转移至南侧的大旧祠堂上学去了。那个旧房子里面已按置了两排三层高的棚子，那是作为育蘑菇的平台。班主任老师对我和阿武说道：“育蘑菇需要一些干牛粪和几捆稻草，你们负责利用下午放学后这段时间去捡拾牛粪，晒干后再送回来。稻草由学校去弄来。
听了班主任的吩咐，我心里暗暗叫苦，阿武与我也有同感。捡拾牛粪可是一件苦差事，那东西黑乎乎的，又脏又臭，让人见了都觉得恶心。没办法，我只得与阿武一同利用下午放学后这段时间到田的小路上寻找牛粪，足足忙了好几天才拾拾到十几担牛粪，将其晒干后挑回学校交给班主任老师。此项工作自然受到班主任老师的表扬。
有了干牛粪，班主任老师说：“干牛粪要经过发酵才能加入蘑菇种菌。你们负责对发酵的牛粪进行搅拌均匀。这项工作比捡拾牛粪更不好弄。因为发酵的牛粪热气很高，十分烫手，培养料配方有干稻草、茶籽饼、石膏粉、过磷酸钙、复合肥、石灰粉等，按照一定的比例调配好，用喷雾器将其喷湿，并将菌种打散撒播在培养料上面，用木板打平压实料面，以利种菌与培养料紧密接触。”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蘑菇终于生长出来了，可惜个子并不大，且产量较低，收获后一过秤，仅有5斤左右的蘑菇。尽管如此，我们觉得这次育蘑菇试验活动还算是成功的。那5斤蘑菇浸上盐水，便交到校长手里，究竟怎么处理，我就不知详情了。不过后来我以参与育蘑菇影响学习为由退出了这个育蘑菇小组，从此就再也没有参与学校育蘑菇这项活动了。
许多年过去了，当年参与学校育蘑菇这项活动仍记忆犹新，虽然干起来比较辛苦，但从中学到了育蘑菇的基本知识，同时也认识到劳动是多么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