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潮阳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位名和尚，一位是唐代的大颠禅师，一位是宋代的大峰禅师。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知识修养各异，故此，对后世的影响也有所区别，对这两个历史人物进行一番比较便可以看出。
从史书的记载显现，大颠和大峰在历史上都是有所建树的。但是，从佛门和上层建筑来看，大颠的影响却在大峰之上，仅一个雄伟壮观的灵山寺的规模，就可看出佛门在事奉大颠方面远在大峰之上。又从现有的史料记载来看，历代上层人物是比较重视大颠的。如明隆庆《潮阳县志》便立有一节《大颠传》，可大峰却没有立传，对其建桥事迹只在《文辞志·报德堂记》中带过。清乾隆《潮州府志》虽对大峰有专节记述，但其内容比起对大颠的记述却简单，究竟大峰是哪里人氏也不知道，只知来自闽地。还有，历来骚人墨客吟撰的有关大颠和大峰的诗章，大颠的名字也提得比大峰响亮。
不过，从民间来看，大峰的影响却远在大颠之上。大峰圆寂后，乡人蔡震（进士）特腾出祖遗书斋，改建为“报德堂”，纪念大峰建造和平桥的功德，该堂历代不衰，至今犹修葺一新。大峰墓冢周围，在改革开放后，还被开拓成风景区，表达乡人对大峰的敬意。另外，海内外以继承大峰遗风作为宗旨的、从自发到自觉组织的民间慈善机构就有数百家。其中海外的美国、柬埔寨、印尼、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约有一百家，潮汕地区据不完全统计便有二百三十多家。几乎可以这样说，有潮人的地方就有善堂。现在潮阳民间还有这样的情况，你以私人目的向一个你关系不大好的人要某一件东西或办某一件事情，对方往往没有爽快地答应你，但当你以大峰的名义要求时，即使是比较棘手的事情，对方也会很快地对你通融了。然而，大颠就不同了，他圆寂后虽然有人继承他的衣钵，但只限于佛门，民间或多或少也对于他有敬仰，可比起大峰来说便有如小巫见大巫了，因为以继承大颠遗风作为宗旨的民间团体尚闻未所闻。
为什么大颠和大峰对后世的影响会出现不同呢？稍作分析就可以发现：
大颠生活时代是在中唐，那时佛教盛行，唐宪宗不顾人民死活要迎佛骨入大内，对佛教崇尚的程度便可见一斑。大颠可谓生得逢时，加上他颇聪明，懂道理，对佛学深有钻研，并在潮阳创白牛岩、灵山寺等佛门，后来又有诸多佛教经义问世，故此他理所当然地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名望越来越高。这就难怪连当时因谏迎佛骨的韩愈被贬潮州刺史时，也“数书珍重更留衣”（宋濂溪周敦颐《题大颠堂壁诗》），应该说，大颠对后世有所影响，这固然与他创建灵山寺等佛门有密切关系，但起重要作用的还是韩愈给他修书数次甚至谒拜留衣这段佳话。试想，“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还对他如此器重，那么，世人还能不对他肃然起敬吗？自然而然，人们谈起韩愈时便会联想到大颠，特别是文人逸士，字里行间也会爱屋及乌地透出了对大颠的敬仰。再加上后来的白牛岩和灵山寺成为风景胜地，因此到此游览的文士多了，吟咏大颠的诗草也就相应地增多。
大峰生活的时代是在北宋末年，虽然《潮州府志》载他“不详里氏”，但民间相传他俗姓林，名灵噩，字通叟；生于公元1039年，卒于1125年；原籍浙江温州。他原是进士出身，因不满当时朝政而弃官削发。此说虽有待进一步证实，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大峰是一位博学之士，且不说民间流传他能给人治病，仅从他建造和平大桥这个气势如虹的工程便足以说明他知识之渊博。据一些过着长期水上生活的捕鱼老人说，练江和平地段水底有三条（一说九条）红土沙龙，余者为泥浆，而和平大桥所建处便是其中一条。宋时，根本没有现在的海门湾拦海的桥闸，练江连通大海，“波流湍急”，大峰能“度水之浅深高下”，可见他谙熟水文学和地理学；能“计木石工役”，可见他精通数学和建筑学；能“募众出资”，可见他具有相当强的社会活动能力；现在的和平古桥一侧还有一条大峰当时建桥遗下的长达六米且又整齐的万斤巨石，这条石能从闽运至此，并能架上桥墩，可见大峰对物理学和动力学颇有研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兴建的新和平大桥在具有现代科学设备的情况下，自始建至竣工还不止一年，而古和平大桥能“周年而桥成”，那么，难怪民间要将他当神进行奉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颠是贴近“上层”的，而大峰却是贴近“基层”的。因为前者的建树是为了本佛门，后者的建树却是为了众生，有着天渊之别，这就是民间崇拜大峰比崇拜大颠深广的原因。至于民间把大峰当神奉拜，这也有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其中经历了从相信到信仰，从信仰到敬仰，从敬仰到崇敬，从崇敬到崇拜，这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不足为奇。(际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