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了！”急急赶到火车站的他把车票伸到验票员面前一晃，带着笨重的行李往月台上冲。往苏联的火车已开动了，巨大的车轮慢慢地转动着，“咔嚓、咔嚓”有节奏地响着，火车拉响了汽笛，昂首挺胸地驶出车站去。他及其亲友在月台上急得团团转，有人提出用摩托车赶上，马上就有人找来一辆摩托车将他带上赶去，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他，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哈尔滨一所大学刚毕业的高材生——杨锐志。杨锐志出身于广东省梅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兄弟姐妹都受过高等教育，他的大哥是当时政务院某部的司长，某专业的专家，优越的家庭背景，使他从小就得到很好的培养。新中国刚成立，国家要选派一批人到前苏联去留学，他榜上有名，这批人才就是日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中流砥柱，前途是美好和光明的。
按现在世俗看，这次误了班车，下一次可搭乘班车赶去也无不可，但那时的纪律是铁的，杨锐志因一时疏忽错过了搭火车的时间，被无情地取消了出国留学的机会，自然而然地改写了自己一生的历史，重新安排到潮阳县一中当俄文教师。
我上高中二年级时的俄语课就是他教的，他一走进教室，我们全班同学依例起立，齐声叫了声“老师好”，他严肃的表情严肃得近乎呆板，双手一按，示意坐下，低声地说了声“同学们好”。望着这位大名鼎鼎又有着传奇经历的老师，一顶无形的帽子戴在他的头上，他是学校里三个未摘帽右派老师之一。他个头壮实，头发乱蓬蓬的，浑身的衣服脏兮兮的，好像一个机械修理工一样沾着不少油污。他平时走着，眼睛傲视着正前方，有同学向他打招呼，他只是微微一笑回应而已。那时他住在学校后面水库边新建之第二期单层圆穹顶单身教师宿舍里，远离校区，面临水库，四周是乱坟岗，平时就在房外面搞几块砖头作炉灶，用一个铝锅煮东西加菜吃。他沉默寡言，极少与他人打交道，只有上课讲课，才是他尽情发挥的时候，一上讲台，他连讲义也不带，只把教科书往讲台上一放，面朝黑板，拿着粉笔沙沙地一阵响，非常迅速地在黑板上出现一整幅斜着头的俄文组词，速度之快，令人咋舌。然后他用那特有的深沉的声调念起俄文组词，解释着俄文文法，介绍着学习要点。他的讲课浅显易懂，生动活泼，他旁若无人地、一丝不苟地、滔滔不绝地讲着、讲着，俄文是他的专长，他也尽量地引用着普希金优美的诗句，高尔基的格言，并且附庸时髦地说，学好俄语才能更好地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下课钟响了，他把教科书一收，同学们站起，他头一点，就大踏步地走出教室，到他那个属于个人小天地的房间里去面壁了。
杨锐志老师拖到很慢才在老家梅县结婚，娶了一个农村女子为妻，生儿育女，寒暑假回家，享受人生罕得之天伦之乐。
1966年6月，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工作组进校开展运动，理所当然地把他当作批斗的重点对象，但奇怪的是除未摘帽右派分子的内容外，大字报上找不到他一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老家也查无其他问题，故冲击力不大，只是在大会上作为陪斗而已。1968年，我们离开了学校，奔赴人生旅途，对他的去向无从知道，但是他那因一时疏忽错过了出国留学的大好机会，后来接二连三的人生厄运，铸定了坎坷、悲惨的人生教训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周文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