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继川
我是
教育界有句行话:“老师要偏爱差生。”我是受恩师偏爱的学生,但我敢肯定地说,我并非“差生”。这也许是一种缘分吧。我一受教
恩师对我无微不至地关心和循循相诱、耐心教导,此情此景,实在令我祖母万分感激。一次,她老人家提着一竹篮积攒多日的自家鸡蛋(须知,那年代农家送自家鸡蛋是答谢恩人最厚意的礼物)带着我一起来到神
1970年年底,我这个弟子要完婚时,祖母买来一张大红纸,特意请振阶老师为我完婚命名题字。我的结婚表字“际德”就是恩师亲笔题写的。那是我结婚没有经济能力,开门请客仅设一桌酒席,特意请恩师及几位至亲前来凑热闹,草草办完婚礼。
恩师生性直爽,刚正不阿,是个硬汉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国遭受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国内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国际上苏修(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背信弃义,撕毁协约,撤走专家,逼还外债,还要勒紧腰带支援“亚、非、拉”世界革命,社会出现民不聊生的惨状。那时家在农村的恩师,靠其本人每月四十多元的工资收入养活一家七口人,孩子小,没劳力(那时候靠劳动力挣工分分口粮),生产队长不给他家分口粮。师娘拿着布袋到所在的生产队准备分粮食,却屡遭人们的刁难和白眼,恩师咽不下这口气,想着自己还年轻力壮,不如弃教到生产队打拼挣工分分口粮养家糊口。当时恰好学校也动员教师离职回乡务农。于是,他依然选择走弃教务农这条艰辛之路,这样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恩师才得以按政策复职,领薪养老。一介书生意气,拿笔杆子出身的人,在那个年代原始形式的干农活,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其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
晚年的恩师,让我感动,也令我内疚。恩师关心着我人生的每一个历程。我身处顺境时,他为我高兴;我身处逆境时,他对我表示关心,给我鼓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镇教育办公室工作期间,老人家路过时经常到办公室看望我,了解我的工作情况,听到我的工作顺利时,他就高兴地笑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我调往潮阳市(1993年-2003年潮阳撤县设市)教育局工作,恩师还是一直关心着我。有时我回老家看望双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旅居汕头市区),双亲便告诉我,某日老师(双亲说的老师是特指恩师)来过,询问我近期有没有来过老家,近况怎么样。我听了心里想说:“恩师呀,您这么大的年纪了还老惦记着我,我没能力为您做点什么,真是惭愧呀!”每年大节日,恩师知道我会回老家的,他老人家便特意来与我会晤,喝茶聊天,我也特意备足茶叶香烟送给他,聊表我的感恩之情,但老人家总要客气地推辞一番。有一件事成了我对恩师不周的内疚,那就是老人家在生命弥留的日子里,我未能前往榻前看望他,未能和他老人家见最后一面,他离世出殡,我因故未能送最后一程,至今我仍耿耿于怀。
师生情义重,恩师情难忘。在恩师逝世四周年之际,我写下这篇文章,深切缅怀恩师生前对我的的教导和关爱,并寄托我的无限哀思。恩师,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