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良希

 
    每天下午三时，我要到“兴归副业队”办公室去上班，那时办公室很简陋，我名为会计，实则是报帐员，钱、数目一个人管着，工作较轻松。副业队队长于5时左右到来，天天如此，他一坐下来就示意我记录，念着今天每个上班的人名所得之工分及加班费，这加班费分三等，即6角、4角、2角，那时6角钱是个可观数目，一家人的晚餐鱼、肉、菜就无问题了，故在门外食堂厅上，早已聚集一大帮人等着，队长一离开，他们就争先恐后地挤进狭小的办公室来领加班费。这时走在最后的有一个瘦高个子，戴着一顶破笠，衣衫破旧，穿着一双破军鞋疲乏地走进办公室，强打着笑容诚惶诚恐地，毕恭毕敬地唤我：“××同志。”我见他到来，立即打招呼叫他签名，他叫肖良希，被队长定为三等加班费的，这时他战战兢兢地拿起圆珠笔，很仔细地在他名下签上名字，字写得工整、秀丽，我把6角钱付给他。他看后一愕，把钱捧在手心上，茫然的眼光对我一望好象是说，错了，我急速地一挥手，示意他快点离开，他一会意，马上转过身匆匆跨过较高的门槛而去，足跟碰到门槛，一踉跄。实际我只在他名下把队长定他的加班费由二角钱改写成6角钱而已，那时我想，借机做点人情值得，给他算是雪中送炭。至今回想起来，才真正体味到为善最乐的味道，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之事。
    过了一星期左右，他又来领加班费了，已是下午5时多，其他人已走了，我也准备打烊回家，突然只见他一拐一拐地艰难地跨过门槛，手指上、手掌上扎着纱布，膝盖上也贴着胶布，不知是血还是红药水，总之就象在战场上受伤的士兵一样。他有气无力地唤了我：“××同志。”我马上示意他坐下，急问这是为什么？他叹了一声，很条理地告诉我：“下午四时他在东山兵营附近挖产涂地方，拉满了一板车红产涂，艰难地走下斜坡路时，肚饿、心慌、脚浮，拉的车越来越快，乏力的腿脚跟不上，足下一闪失，人往前倒，车往身上压，致手足受伤；在工友的帮助下，借了钱到卫生院外科门诊疗伤，幸无大碍，但明天就不能开工了……”说完拿出报销单报销药费，接着我就开始细问其事，他坐在椅子上，挺起胸膛，打起精神，煞有其事地条理清晰地道来。他是兴归居委光禄巷人，刚40岁，家庭出身旧官吏，（在那时是极可怕的背景）上世纪50年代因学习成绩优异于某水产中专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河溪水库鱼苗场当技术员，属国家干部编制。在“文革”开始时，运动一展开，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业务上又是尖子，平时不问政治，属白专人才，马上就被单位的造反派列为冲击对象，受批斗是家常便饭。在一次开批斗会时，被挂牌，人身污辱，为躲开被人打，不慎碰掉桌子上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当时会场立即咆吼起来：“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把反革命分子斗倒、斗跨、斗臭，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有一个声音特别响亮：“把阶级异己分子肖良希清理出革命队伍！”这些语言至今听起来还会毛骨悚然。肖良希如惊弓之鸟，拳头如雨点般落在他身上，会后并被挂牌、戴高帽、画鬼脸、捆绳子，游村示众，当时其单位造反组织，马上定性肖良希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押解回原藉兴归居委进行劳动改造，干扫街巷、捞水沟等无偿的脏活、累活。由于出身反动旧官吏家庭，1969年战疏政策一贯彻，把他全家扫地出门，迁到某边远山区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劳动，种种苦难，当然必受。
    1971年9月，林彪反党集团事件发生后，政策上又有所松动，毕竟他是国家干部，政策一落实首先回城复户，故在农村才一年左右，全家迁回兴归居委，但原住房已被房管部门列为经租产房，租给他人居住了，那时房源紧缺，房管部门一时无能力清退租户，但也没理由不还肖良希之房子，于是房管部门在东门桥头有一个简易市场中（有屋盖），在其中临时搭建一个十平米左右之“房”供他全家暂时住，算可挡风遮雨将就了。他妻子又到原工作单位上班，但家庭屡遭挫折，精神接受不了，出了问题，也经常上不了班，生活重担就压在他潺弱的肩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听着肖良希的陈述，我感叹唏嘘，心中涌起无限同情，极力安慰他好好疗伤，并示意报销多少无所谓。
月底算工分，当然由于他经常受伤停工，工分有限，我脑筋一转，看看队长也是宽厚之粗人，平时只把我所造的工资表粗略一看，就歪歪斜斜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慎重地盖上私章后，就把工资表退还我去发工资，我想何不在此做点手脚，天衣无缝，几乎每月他都能领到30日的工资，（2月除外，他的工值每个工才1元）他当然是个聪明人，领工资时走在最后，领工资后心存感激地点一下头迅速离开，副业队里的人，是一群社会上弱势群体，各式困难的人不少，适当地协调解决困苦的人须要有爱心和助人艺术。这一帮人大多数本人成份、出身、社会经历有严重问题，历次运动受打击，家庭生活重担压在身上，不得不出卖不属于自己专长的苦力，副业队的中下层人员都必须拉土制木板车，运载土、砂等建筑材料，在拉产涂时过兵营附近一段斜坡，路小又崎岖，常常出现过车轧人事故，他们也被社会上戏称为“倒反司机”。所以如何解决这部分人的肚子问题，及身体康复问题，是很关键的环节。
    在这岗位上我做了一年半时间，每天重复着这简单而又轻松的工作，早上九时到餐厅黑板上记下队长昨天晚上给每个人定下的工分，供工人们校对，极少有意见出入，这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管理模式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故副业队在那极左路线下能和谐运作，经济效益也不错。
    由于县委当时扩大大龙溪水电站工程，我被招收到“知青支援队”中去，于是辞掉这工作，人生道路又经历了许多难以启口的挫折和失败，由于我在付业队接触到不少人，倒给我增加了不少战胜困难的经验和信心。后来我转到东山腰果厂工作，一天下午在家门口碰到肖良希，他的景遇还未改变，那是1977年底，他仍旧艰难地拉着板车，车后面却多出了一个背着书包十岁左右的小男孩，在帮父亲推着车，我不知他有几斤助力。立即叫肖良希停下，向他说明，我在腰果厂工作，厂里有开壳工可做，纯粹是手工操作，小孩子能胜任，你儿子如若同意，停学到我厂去干开壳工，虽然脏点，每月至少可挣30-40元补贴家用，他为难地说：“这须回家与奴仔说清楚，他同意才行。”过了几天，他答复说：“孩子不同意停学，他要读书！”听说后来他儿子高中毕业后，考上广州航运学院，前途不错。
    1978年党的十一大三中全会后，全面落实政策，肖良希也理所当然地得到平反，回到工作单位，时代取消成份论了，所以能坦然地面对社会与人生，快速发展的社会正需要有学历的专业人才。
    1989年我开了一个店，在我一次出远门后返回时妻子告诉我，有一个姓肖之人来店里寻你坐谈不遇，说他是原副业队之人员，带来1斤茶叶赠送，并说他现住在东山广场住宅区，各况很好。
40多年过去了，肖良希是那个时代的伤残者和弃儿，我细想起来，倒是佩服他能理智地经受各种残酷、无情的压力和打击，面对逆境他都能咬着牙挺住，家中患精神病的妻子这倒要消耗他多少心力、体力、财力，这是他致命之处，他还要经受土制木板车无情的打压，在此恶劣情况下，他能屈下身子，趋吉避凶，在适当时候向周边发出求助信息，争取救援，他是一个理智的人，他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
    从肖良希的际遇看来，也说明在当时那恶劣环境下，公理与正义还是主流，社会还是有爱心的，据说他妻子原单位领导也尽量在福利上给他们以补助，房管部门积极处理还属于他的房子，方方面面的人伸出援手，让这一家人度过难关。否极泰来，这是易理，愿社会正能量化不利因素转为和谐、福荫苍生。